比较文学进入新阶段,文化研究是“幕后推手”|社会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0-04-25 聚合阅读:科学报 比较文学 推手 文化研究 幕后 阶段 社会
原标题:比较文学进入新阶段,文化研究是“幕后推手”|社会科学报澳大利亚特纳教授指出:“文化研究的动力部分地来自对学科的挑战,正因为这样,它总是不愿意成为学科之一...

原标题:比较文学进入新阶段,文化研究是“幕后推手” | 社会科学报

澳大利亚特纳教授指出:“文化研究的动力部分地来自对学科的挑战,正因为这样,它总是不愿意成为学科之一。”文化研究源于并联系文学、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分析、女权主义、人种论、后现代理论等,同时又形成了批评话语的更大的开放性,从而成为一个没有学科边界的领域。文化研究兴起的跨学科视角引发了过去建立于单一学科路径上的文学研究范式的式微。对比较文学学科而言,文化研究使其进入了全新阶段。

原文 :《文化研究促使比较文学进入新阶段》

作者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湖南科技学院特聘教授 易晓明

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形成路径分离

文化研究正式确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英国,以霍加特建立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标志。以威廉斯的“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为代表的论题扩大了之前的文化定义,即“理想的”文化定义与“文献式”的文化定义。

雷蒙·威廉斯

威廉斯认为,“理想的”文化定义视文化为永远的自我完善状态与光明的目标,是对与永恒秩序或普遍人类状态永久关联的价值的发现与描绘。“文献式”的文化定义视文化为知性与想象作品的整体,文学艺术是其主要构成。威廉斯的文化定义则在上述两种文化定义的基础上,将文化扩大为不仅包含文本、想象作品,也包括实践、实物、制度的整体生活方式。

文化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影响了文学研究,使其重新回到外部研究。19世纪,成为主导话语的社会历史批评是一种文学的外部研究,但它已被20世纪上半期的新批评、结构主义、形式主义的内部研究置换。到20世纪后半期,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生态批评等出现,兴起了新一轮文化研究的外部转向。

同为外部研究的文化研究与社会历史批评有何异同?两者都侧重于社会,但社会历史批评视域中的社会是紧扣阶级定性与历史进步定向的总体社会,所形成的是由阶级代表的历史方向的、宏大的社会历史总体论的批评话语;而文化研究视角中的社会是局部视域,因所跨学科领域不同,所兴起的批评话语纷繁,社会不是作为总体出现的。“文化研究的旨趣涉及文化研究自身的历史、性别问题、民族性与民主认同问题、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族裔问题、大众文化问题、身份政治、美学政治学、文化机构、文化政策、学科政治学、话语与文本性、重读历史、后现代时期的全球文化等,并认为旨趣角度难以限定文化研究未来的主题。”(L.格罗斯伯格)这体现了文化研究的众多视域与各类话语,而且对未来形成无尽的开放性。

文化研究和社会历史批评都具有政治视角,只是文化研究的政治性不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框架中的整体政治性,而是转向对复杂的社会生活的网格化呈现,倾向于研究整体生活方式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 文化研究聚焦各个领域中的中心与边缘、压迫与反抗,揭示社会关系、文化关系中隐藏的权力关系。

威廉斯之后,霍尔、葛兰西、福柯、阿尔都塞的理论代表新的文化研究阶段,它们致力于社会文本与文化文本的分析,解读社会分化的合理化、等级秩序的自然化中所包含的权力不平等。社会文本与文化文本的范围扩大,不仅使文学文本的地位与影响受到排挤,而且使文化研究的政治性“表明了文化研究与审美化的、道德化的或形式主义的文化分析的区别”(托尼·本奈特)。文化研究与原有的立足于文学自身的审美、道德与社会教化及艺术形式的文学研究形成路径分离。

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视域、社会文本的扩大、网格化关系本身的多样使文化研究充满生机与活力,快速占据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中心地位。女性主义理论、后殖民理论、性别理论等都被带入文学研究,威胁到文学的独立本位价值,引发诸如文学研究审美学派的代表人物哈罗德·布鲁姆的不满。

哈罗德·布鲁姆

布鲁姆坚持文学是对心灵的影响,中心是自我。希利斯·米勒也看到了文学的道德价值与教化的社会性价值被冲击。 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强力渗透既激活了文学研究,但也因忽略文学的自主,无视艺术性、人文价值等,而挤压了文学研究。

比较文学新范式的转换与设想

文化研究对比较文学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文化研究导致比较文学进入了学科新阶段,这也造成了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的交合。

比较文学的第一个阶段是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时期。20世纪30年代,梵·第根的《比较文学》确立了比较文学是两种国别文学关系的研究,且将比较文学定位为文学史的分支,形成一对一的、注重史料影响的研究范式,被称为法国学派。

雷内·韦勒克

1958年,韦勒克发表《比较文学的危机》,代表美国学派兴起,所形成的与文学批评、文艺理论打通的理论化的比较文学打破了之前的文学史分支定位,强调各国文学间的比较建立在文学性上,并对其进行类似性的平行研究。

文化研究兴起使包括电影在内的大众文化备受关注,过去在精英文学尺度下居于边缘的电影跃居显要位置。北美的大学的一些比较文学学科将电影纳入比较文学。电影走的是技术市场化而非民族古老语言的道路,因而先天具有技术市场带来的跨文化性,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电影与法国电影等都具有连接世界各国的运作模式,不仅具有跨国技术合作的制作团队与演员阵营等,还有国际市场。这样,电影研究被纳入比较文学就带来了批评话语的更新,形成了与文化研究相通的跨文化话语。由于电影本身是文学、戏剧、摄影、音乐、美术等跨界综合艺术,所以文化研究中的跨媒介研究也进入比较文学,从而超越了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基础范式。

比较文学逐步形成了文化比较的格局。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学者们就在预测比较文学的新范式。大卫·达姆罗什指出:“比较文学学科于19世纪作为语言历史学的分支而出现,20世纪成为文学理论的交流中心,而21世纪的今天,该学科正经历着一次重要的范式转换。”新范式的转换与文化研究的影响也有关,就如斯皮瓦克所说,1992年“比较文学学科已经开始寻求自我更新”,并指明“这大概是为了回应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研究的兴起”。

跨文化、多元文化主义、区域与区域关系研究等都开始与比较文学关联。斯皮瓦克认为,重新激活区域研究就意味着文学变得并不重要,因此比较文学就有了与文化研究/多元文化主义对接的要求。这意味着比较文学在寻求扩大自己的出路。而这些新的开放视域都与文化研究有所重合。

除跨文化视域之外,文化研究中的媒介研究也进入比较文学的视野。美国学者苏源熙明确提到:“有人认为比较文学的未来……,学科最综合的名称将是‘媒体’比较。”这就意味着跨媒介研究也进入了比较文学的视野。

文化研究更新了比较文学的路径与方法

比较文学这些新范式的转换与设想是文化研究影响的结果,甚至形成两者的交合。两者的交合不仅体现在文化研究的对象与视域进入了比较文学,还体现在文化研究的方法与路径也进入了比较文学。

就最早的比较文学而言,无论是英国波斯奈特《比较文学》一书确立的友爱思想,还是法国的影响研究或美国的平行研究确立的影响与类同,它们确立的都是各民族间文化关系的和谐框架,也就是友爱政治的框架,从不涉及反抗与斗争话语。

然而,文化研究具有边缘与中心对抗的审视路径和话语结构,它致力于对反抗的揭示。这与比较文学既有的民族间文学文化的和谐框架对立。但文化研究的边缘与中心的博弈视角已经进入比较文学研究,改变了原有的和谐关系,这类研究的代表著作有帕斯卡尔·卡萨诺瓦的《文学世界共和国》(1999年)。他将“世界文学”转换为“文学世界”加以考察,将世界文学看作一个变化发展的文学空间,关注这个空间里所存在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所上演的边缘与中心的对抗,以及所激起的文学自身的斗争、反抗与竞争,强调文学市场中“文学资本”积累与运作的过程和方式。这涉及文学世界整体空间内来自小国家的作家对文学首都的民族身份的认同,而身份认同涉及中心与边缘的互动,它打破了比较文学研究大国对小国的影响与接受的模式,一改比较文学的和谐框架与友爱政治,全盘采用了文化研究的方法与路径,体现了文化研究对比较文学范式的介入。因此,文化研究更新了比较文学的范式与视域,甚至路径与方法。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03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